多灾多难，千锤百炼；愈挫愈奋，愈挫愈强；生于忧患，多难兴邦――这些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生动写照。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面前，“中国不哭”，“中国坚强”，“多难兴邦”等气势磅礴的豪言壮语总能够将十三亿人的爱心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克时艰，中华民族因为灾难再次团结起来。
在每一次的灾难中，上至中央政府领导，下至普通百姓，整个国家机器刹那间都被动员起来，各种捐款、捐物、送爱心等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一次次国家集体救助行动让国外政府和舆论对中国全民参与的救援行动的热情和能力惊诧不已。
然而，当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场面一次次震撼我们心灵的同时，我们对“多难兴邦”是否应该有更深刻的思考呢？
多难兴邦天将降大任于中国也，必先……
2008年初春的雪灾
2008年1月至2月的雪灾造成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份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湖南最为严重，10人死亡，受灾面积达122个县市，3927.7万人次受灾。因雪灾紧急转移安置53.4万人(含京珠高速公路滞留旅客4.7万人)，352.1万人饮水困难；因灾倒塌房屋8.2万间，损坏房屋30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246.7万公顷，死亡大牲畜60.8万头(只)。直接经济损失达111亿元。（云南网2008年3月23日）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
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时，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四川省教育系统共死亡6581人，其中学生死亡6376人；并有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财经网2009年3月8日》）汶川地震累计受灾人数超过4500万人，比北欧5个国家人口总和还多得多，迁移人口1400万。
引用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想像一下，英国国土面积的一多半被彻底摧毁，数千万人直接受到影响。再想像一下，1/4的英国学校被震塌。这就是中国四川地震损失的程度，数字如此浩大令人难以置信”。该报道同时称，地震发生后，十几万军队救援人员赶赴灾区收拾残局，人数超过英国军队士兵总人数。3.7万名医务人员日以继夜地为伤员治疗，医务人员的数字相当于全英国所有家庭医生的人数。
李宁翠，一位61岁的女子，地震162小时后才被发现，164个小时后获救。她多根肋骨骨折，10余处创伤，伤口糜烂。
有一位中学教师，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4个学生，4个学生得救了，他却不幸遇难，献出了51岁的生命。
当如此惨痛的经历发生在自己或亲人身上，有多少人还能再把“多难兴邦”说得如此铿锵有力？
2009年底以来的西南大旱
自从2009年8月至2010年3月，西南五省区市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陆续遭遇罕见的旱灾，国家电视台动用了直升飞机拍摄画面，使用了“‘彩云之南’变成‘黄土高坡’”的报道标题。西南大旱导致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5省份6130多万人受灾。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3月23日，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5省份受灾人口6130．6万人，饮水困难人口1807．1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03．4万公顷，绝收面积111．5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236．6亿元。
云南省的一名官员在3月初表示：“灾害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云南已经不考虑今年的农业生产问题了，而是考虑怎么样才不会渴死人、饿死人。”
“即使有再多的马，再多的汽车送水，但是水毕竟很有限，不能种地我们明年吃什么？”在云南省石林县农村，一名满身黄灰尘，正在干枯的地里挖掘的农民说，“现在，我们只能等老天爷多下雨了。”
2010年玉树地震
灾难的损失：
截至4月25日17时，玉树地震已导致2220人遇难，失踪70人，受伤12135人，其中重伤1434人，1.5万户民房倒塌，占总房屋数量的90%，有10万户灾民需要转移安置。集中型灾区达900平方公里，严重灾区共4000平方公里，以及受灾区共13000平方公里。民政部估计经济损失达8000亿。
“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的确，玉树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远不及汶川，但如果有人因此用伤亡人数作为自己衡量自己悲痛程度的标尺，请别忘了：死亡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当一份份令人难以承受的伤亡名单，巨大的经济损失赫然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是否还能理直气壮地说：多难兴邦！这些充斥着泪水和鲜血的灾难真的能成为国家兴盛的基础？如果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生命代价才能换取一个所谓“民族团结”的话，这种 “团结”还值得我们为之欣慰和向往吗？
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天灾难违，但每次的惨重损失都完全由天灾造成吗？如果我们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无视自己的缺失，一味逃避和推卸责任，那么下一次灾难的受难者很可能是十三亿多同胞了。与地震让表面繁华的建筑瞬间化为灰烬一样，如果道德缺失、法制软弱、民主肤浅，最繁华的社会也经不起多大的打击，更谈不上什么大灾兴邦了！
虽然持续冰冻低温天气出现在南方，可以说是“百年一遇”、令人“卒不及防”，但抗灾过程中政府治理体制的暴露出来的弊病恐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各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调度困难，煤电供应体制未理顺，铁路投资和管理体制问题带来严重的建设滞后，民间互助组织发育不良行动迟缓，外出的农民工在异地找不到归属感等等对受灾程度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灾难中最令人愤怒的莫过于视人民的生命安全如草芥的豆腐渣工程，《北京青年报》2月15日刊载江西读者来信说，雪灾中他们那里的旧电线杆挺立着，农民集资改建农网时竖的新电线杆折断了近九成，电线杆露出的是8号铁丝而非规定标准的钢筋。而据《参考消息》2月26日转载，贵州凯里市灾后重建用的电线杆，已发现有的竟然没有钢筋。
西南大旱也并非“百年一遇”，而是早有预兆：2004年，我国南方“遭受53年来罕见干旱”，云南在干旱之列；2005年，云南“遭遇近50年来最大干旱”；2006年，“云南遭遇20年来最严重旱情”；2007年，“云南大部地区降水不足，气温偏高，旱情日趋严重”；“2008年云南连续近三个月干旱”；2009年，“云南省遭遇五十年一遇的严重旱情”；2010年，云南“秋冬春连旱”百年一遇……
时寒冰先生通过实地调查，得出西南大旱乃“一分天灾，九分人祸”的结论。所谓百年一遇的大旱，并不是自然界的机率所致，而疯狂吃水的庄稼地、成片经济林带的开发以及西南诸河上成千上万座大中小型水电站型水库的建立，才是造成今年西南5省大旱的主要诱因。
从汶川到玉树，我们看到了令人欣慰的进步，中国快速有序的地震应急救援机制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再次经受了严格的考验。然而，今天玉树地震的伤亡人数还是如此严重，虽然有各种解释，但还是掩盖不了一个事实，我们是否真的从汶川地震中吸取了所有的经验和教训？有过一次惨痛的经历之后，我们是否已经痛定思痛？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同样的地震，有些地震级别甚至更严重，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却有如此大的差异？
地震预测很少有人成功过的确是一个事实，原因很多，如研究时间较短，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地球的诞生却是几十亿年，还有人类对地球深层结构的不了解，再有对地震发生的征兆的物理机制不清楚等等，但是预报不了，至少还“躲得起”。
我们需要把对生命权的认知进一步升华，汶川、玉树之后我们有更多的期待，尽管地震的精准预报仍是世界性科学难题，但人类现有的文明成果已经能够让我们做得更多。 例如对全民的防震教育，就应该分为分三个部分：临震反应、紧急避难疏散和平时准备。台湾在预防地震工作方面是我们的榜样，因为学校人口密集，台湾的学校每年至少要举行两次标准地震演习，教会师生如何在最短时间内疏散至学校操场等空旷地带。各学校还必须根据其建筑、走廊、楼梯等环境条件，拟定全校紧急疏散计划，包括疏散次序、疏散路线及第二疏散路线等，制作成图表供师生使用。类似的种种经验和教训我们是否真的已经落到实处？还是仅仅再灾后面临重大伤亡的时候才会追悔莫及？
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灾难，而是灾难过后的冷漠和遗忘。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和玉树地震遇难者的深切哀悼，国务院两次决定，分别将2008年5月19日至21日和2010年4月21日设为为全国哀悼日，全国和驻外使馆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这种国家哀悼日的设立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宗旨，“国旗因生命而降，生命因尊严而升”。但“死者长已矣，生者何堪？”对于每一个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受难者来说，死后哀悼意义远不如生前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重视。试想，一个人连最珍贵的生命都牺牲了，身后的尊严和哀悼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实际价值？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
对于突然来袭的自然灾害，生命是那么的脆弱和渺小，当人们所有目光和热心都投入到灾难的救援中时，人类团结的力量又显得那么强大。在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流露出来的是不夹杂任何世俗私利的博爱之情，对于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和救助，是对人本性的一种诠释，无需要多高尚的精神作为支撑。
当我们用“我们和你在一起”去安慰那些在灾难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人们时，我们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然而，这种痛苦总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而被我们淡忘，渐变成一种不愿记起的回忆，对于我们今后的生活并不会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这种遗忘了。虽然国家给出了“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这种坚定的承诺，但对于那些在灾难失去宝贵生命的不幸者，还有那些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人们来说，所有的一些还能回到原点吗？
也许那些强调“多难兴邦”的出发点是好的，在国家多事之秋能够将民族的凝聚力发挥至极限，让人们从痛苦中坚强起来，给予他们无限的希望。但人们是否曾想过，当有一天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是，当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时，他们还能坦然地说：“牺牲我没关系，多难兴邦！”这样的评价是深刻而且符合人性的：“建立在死亡之上的感动是对生命的漠视，这种感动是暂时的，而对家属的伤害却是永久的，没有哪个家长希望用自己孩子的生命去换取高尚感动这些东西。”
“多难”可以磨练一个的意志，可以让他变得坚强，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在灾难中绝望，一蹶不振的人大有存在。多难与一个人的成就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人的成功来自他的能力和努力。中国崛起迈入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已经承受太多的灾难与痛苦，但未来崛起的动力决不是来自灾难。
无论是面对那一种灾难，受到直接伤害的永远是最底层的普通大众。政治家可以以那些事件作为显示自己政绩的机会，专家们则可以借机显示自己的高明和预见能力，媒体也可以通过报道吸取更多的读者和眼球，而那些灾难的受害者在“多难兴邦”的除了身心承受巨大的痛苦之外，还要扮演坚强和被怜悯的角色。
承受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后，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建立在生命和巨大痛苦之上的成就并非是值得倡导的坚忍，对于牺牲者和苦难者来说，连生命都没有得到保障，其他一切不过是空中楼阁。多难兴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基于一种对生命的漠视，对受害者来说是一种残忍。
面对着的生命与尊严，我们还能将“兴邦”的希望建立在“国难”的频袭之上吗？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在大量的受害者躯体旁，在无法承受的痛苦与损失前，在举国哀悼的纪念日才能够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这是不仅是国家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像那些对着古老图腾起舞的部落成员一样，我们只去感激亡灵却忽略生者。如果我们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在葬礼的队伍和人的生命和尊严之上，这是一种严重的历史倒退。
多难兴邦是一种奇怪的辩证法，习惯于将坏事转变为好事，习惯从坏的一面看到好的一面。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真正认识到多难的后果，灾难的成因以及从灾难中吸取教训时，我们就很快地将它遗忘，转而得意于不算成就的成就。所谓多难兴邦，其实也算是是一句怨语，不能当作事实描述，更不可当“补药”来吃的，否则岂不是没事制造点灾难就可以实现民族复兴了？
回顾历史上大国的兴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等等，哪一个国家的兴盛是建立在无数的灾难与痛苦之上（当然，他们的原始崛起是建立在对土著居民和羸弱民族的欺辱、牺牲和殖民之上）？恐怕没人能给出答案。“多难”与“兴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生命和尊严的代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承受的。如果非要创造一种上下一心的团结局面，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民众发自内心地对政府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源自一时的感召，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崇拜，而是来自人民对政府合法性以及整个政治体制的认可，基于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对真正代表他们行使权力的官员的信任。
